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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美国其他方面的精神资源、典章制度一样，美国公益事业的思想传统追根溯源也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毋庸赘言，西方扶弱济贫的传统主要源自《圣经》的教导。自从产生了有组织的教会之后，教会就成为慈善事业的主持者和中介人。捐赠者不是直接捐给帮助对象，而是把财产交给教会，由教会发放。中世纪的英国，每一座寺院都有责任收容乞丐、救助老弱病残，并安排有劳动力的流浪者劳动自救，同时也有权劝说或强迫其所管辖范围内的有产者捐款济贫。这样，慈善事业不仅是个人善行，而且产生了复杂的财产关系，王室、贵族、教会都参与其中。到16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和震荡。英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决裂，没收了大量寺院土地，其中包括慈善医院和其他设施。新的城乡中产阶级的兴起、教派之间以及王室与教会之间的争执等等，都使得原来的慈善事业体系难以为继。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贫富悬殊扩大，济贫工作所需的规模也急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160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济贫法》（poor relief act），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 》(the english statute of charitable uses)。通常把二者统称为《伊丽莎白法规》。《济贫法》 第一款就规定向“每一个拥有土地、房屋、租税、煤矿和可销售的林木的居民、牧师、教区主教强制征收按财产比例的税”，条件是每一个教区的教会执事与2至4名（视教区的大小而定）户主共同承担监管此项税收所施与的贫困对象，缴税人如有异议有权向季度会议提出申诉。此项济贫计划使每一个教区负责其所辖范围内的穷人，教区成为《济贫法》的实施单位，《济贫法》的执行官员，也就是监管人，是从缴税的户主中遴选产生的。《济贫法》和《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一方面对强制征税的财产的种类作了详细界定；另一方面对捐赠对象也作了详细规定——除传统的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外，还有学校、路桥修建、市政设施、孤儿院、教养院、刑满犯人安置、残废军人、破产手工业者以及对大学的学者资助等等。可见捐赠已经由慈善性发展到某种程度的社会性。更重要的是管理的职责虽然名义上仍属于教区主教，但增加了由本教区的居民选举的若干代表与教会共管，并对其用途予以监督，同时又保证捐赠者的意愿得以贯彻，并有申诉权。这一法规使慈善机构具备私人和公共双重职能，承认其一定的独立地位，同时又置于国家监督之下，Zui终监督和仲裁权在首相。《伊丽莎白法规》在多方面都有开创性，如实际上开始了调节税收制、慈善事业世俗化、援助对象社会化以及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等等，因此在公益事业史上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是现代公益事业的先声。

　　由《伊丽莎白法规》开始，17世纪中期新的慈善事业在英国大规模实施，这也正是英国人向美国大规模移民之时，这一新兴事物也就随着早期的殖民者传到了新大陆。所以可以说，美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和思想是与殖民开发同步发展的。但是一旦到了美国，就有了在新的条件下的创新，并非照搬英国的经验。其中Zui主要的区别是，在美国，捐献并非强制性的，政府监督也远弱于英国，特别是在独立以前。从“五月花”号的清教徒温思罗普（johnwinthrop， 1588—1649）到创建宾夕法尼亚州的英国桂格教徒威廉·宾（william penn， 1644—1718），到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无不有自己的公益思想，并对公益事业作出开创性的贡献。也就是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这一百年中，美国已经开始有了从早期的慈善救济发展而来的社会公益事业的雏形和一套思想。

　　慈善事业的起源是贫富不均，其作用就是缓解这种不均所带来的痛苦（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但不是均贫富，这是一开始就明确的。早期的一批慈善事业倡导者，对于如何更有效地达到目的的途径，有许多不同看法和做法，但思路大同小异，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对于社会的贫富不均，他们并不反对，认为这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优劣之分。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帮助不幸的“兄弟”，为改善社会作出贡献。按照温思罗普的说法，这也是上帝的旨意，他创造了富人，“不是为了让他们自己享福，而是为了体现造物主的光荣，并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①。社会调和是其实用的目的：温思罗普的理想社会是穷人不起来反对比他们生活优越的人，富人也不应漠视穷人。生活条件的不同应该使他们更加互相需要，关系更密切。他相信，贫富的差距固然明显，但全社会共同的命运更为重要。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美国独立前的公益事业先驱及其思想(2)

　　半个世纪以后出现的英国贵族的叛逆者威廉·宾，就其信仰而言，比清教徒更强调平等，因此桂格派又称“教友派”，但是他对贫富差距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他与清教徒同样强调勤俭致富，同时强调财富必须用于造福社会，认为所有恶行中Zui坏的是守财奴。在他看来，“给予”本身就是一种享乐，是的自娱方式。②

　　比以上两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此人因系“猎巫”(witch hunting) 运动的始作俑者而在美国历史上名声不好。这一劣迹掩盖了他对提倡科学和公益事业的贡献。马瑟出身于牧师和教育世家，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威望的牧师，也担任过哈佛大学校长。他本人12岁就毕业于哈佛大学，17岁正式当牧师，并是多产作家，其著作题材广阔，涉及自然科学、神学和社会伦理问题。在有些方面他表现激进，曾因支持接种牛痘而在当时遭到非议；在有的方面他又很保守，他率先写作关于警惕“妖巫”、保卫宗教纯洁性的文章而引发了成为美国历史污点的“猎巫”运动，尽管后来这样“扩大化”可能不是他的初衷。关于慈善公益事业，他出版过一部有名的文集，题为《行善》（bonifacius），系统表述他的思想：所有的男女，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某个团体的成员，都应持久地做有益于这个世界的事。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有人问：‘一个人为何必须做好事？’我的回答是：‘这问题就不像是好人提的。’”③与上面两人一样，他认为行善首先是对上帝的义务，做得不好要受上帝惩罚。不过他坦率承认，这是利人利己的事。不但做好事本身带来快乐和荣誉，而且还可以延年益寿、事业成功。另外，与温思罗普和威廉·宾一样，他认为行善是一种明智的政策，是一种温和而有效的对社会的控制。他相信社会上利益冲突带来的矛盾可以用虔诚的道德榜样、志愿工作和私人慈善行动来调和。他还倡导，对人进行物质帮助和拯救灵魂同样重要。这当然是典型的传教士思想。不过在实践中，马瑟在把慈善事业从私人行为发展到一种集体的事业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特别强调捐出去的钱要用得得当，主要要为接受者创造工作的机会，而不是培养懒汉。这一直是所有公益事业的原则，也是它与一般救灾济贫的不同之处。

　　另一位先驱是富兰克林。他自己承认在思想上曾受马瑟的影响，但又比其先辈进了一步，表现在几个方面：从宗教的虔诚向世俗化过渡；强调富人以财富做好事进而用知识服务于大众（他本人是个发明家，但不要专利，无偿贡献出来）；同样提倡勤俭为美德——但他更强调“勤”，主张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学习知识，改进自己，从而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认为单纯的施舍适足以加深贫困化，而强调“对穷人‘做好事’之道不在于使他们在贫困中过得舒服一些，而是要引导他们走出贫困”。 他理想中的Zui终目标是改造社会，为所有的人创造自力更生的机会，从而达到社会没有需要救济的穷人的境界。他从1727年起就身体力行将原则付诸实践。由他直接创办或经他提倡和协助而建立的一系列公益事业包括：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志愿消防队，在费城铺路、清道、建路灯以及警察巡逻等种种市政建设计划，宾州医院和成为宾州大学前身的高等学院以及美国哲学学会等。以他的遗嘱所捐赠的基金为基础的集资活动，在他死后一百年成功地建成了波士顿第一家理工学院。④

　　富兰克林应该算是美国公益事业的真正先驱。他的建立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的理想固然没有实现，也无法实现，但是美国的世俗的公益思想到他那里趋于成熟和系统化，他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于美国人心理和传统特色的“志愿”服务社会的原则和付诸实践的途径。他提出来的口号“促进人类幸福”、“提高普遍的知识水平”后来进入了许多基金会的宗旨。他举办的事业和活动模式也成为后来公益事业的滥觞。

　　当然，富兰克林在当时并非特立独行。在美国独立前的30年中有一个史称宗教“大觉醒”的运动，许多基督教的教义得到重新阐释和发扬。随着这一“大觉醒”运动，慈善公益事业自然也得到发展。与以前Zui大的不同是把慈善捐赠从主要是上层人士的行为推广到全社会的群众性互助。与富兰克林同时代的一些传教士把布道与募款结合起来，诉诸善男信女的良心，十分有效。这个时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这片新大陆也是多难之秋：欧洲新移民与当地印第安人的战争造成的伤残人、孤儿、寡母和两次经济危机造成流离失所的人群大批涌来，还有各种传染病流行，等等。英国殖民政府对应付这些问题的准备远远不足，对私人慈善事业的需求自然急剧增加。所以这一时期孤儿院、残疾人救济院、各种流浪人员的收容所、劳教所以及互济会等纷纷成立。机制有多种多样，有教会的、世俗的、个人的、团体的，还有私人与政府合作资助也是这一时期慈善公益事业的一大特点。由于这些先驱者的努力，这个时期“一人有难，众人相帮”蔚然成风。所以到美国独立前夕，1774年英国为惩罚波士顿“茶会”而关闭波士顿港口，使当地经济受到极大威胁时，其他地区的支援物资纷至沓来，解救了危机。此时关于独立的问题各州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所以这种支援的人道主义色彩更浓于政治团结。

　　从人道主义出发，很难不触及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其中Zui突出的当属黑奴问题。所以到了这个时候，Zui先进的慈善公益事业的倡导者开始涉及社会改良和奴隶制问题。Zui有名的先驱人物是安东尼·贝尼泽特（anthony benezet， 1713—1784）。他与威廉·宾一样是桂格派教徒，倡导仁爱、平等、和平，一生为救助不幸者而奔走呼吁，他对失学儿童开展义务教育的特点是对男女黑白儿童一视同仁。起初他致力于呼吁停止新移民（多为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平等对待印第安人，承认他们的权利，与他们和平共处。不过他载入史册的功绩是维护黑人权益、反对奴隶制。从18世纪50年代起，他就觉察到蓄奴与教友会的人类平等的教义不合，开始与另一名教友伍尔曼（john woolman， 1720—1772）宣传以平等的同类的观念对待黑人，反对贩卖奴隶和蓄奴制，为此写了无数文章和小册子，并发到英国。到1776年美国独立时，他终于促使费城的教友会通过决定，凡蓄有奴隶的会员将被除名。他终生为争取黑人的人权而努力。在他逝世之前，争取到宾州通过《逐步解放黑奴法》，这是美国第一部与废奴有关的法律，比南北战争后通过的废奴法早了一百多年。富兰克林后期也采取了反对奴隶制的立场。他的Zui后一项公共行动就是向第一届国会递交“废奴协会”的请愿书，敦促国会通过禁止奴隶买卖的法案。他与贝尼泽特在这一问题上相互支援和鼓励。这样，在美国立国以前，慈善公益事业的传统和模式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与社会改良和种族平等相联系。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独立以后到南北战争的一百年